▲资料图：频繁接到AI骚扰式营销电话，令无数市民烦不胜烦。图/IC photo
“这里是上海种植牙口腔医院，请问你有没有牙齿方面的需求……”几个月来，当地市民频繁接到以上述话术开场的骚扰电话。
据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调查发现，这类骚扰电话背后，有公司专门负责“AI外呼电推”，即通过“盲打”方式，几乎将所有市民的电话号码全部打一遍，剔除确认有需求的、明确拒绝的市民后，再对剩下市民进行二次、三次拨打。如此操作“挖掘”出对种植牙有需求的市民，进而将这些信息出售给民营口腔诊所。
听起来“工程量”巨大的“盲打”筛查，在AI(人工智能)的加持下，通过电脑系统外拨“一天几十万、上百万条就出去了”，也让无数市民烦不胜烦。
近年来，生成式AI在技术上一路高歌猛进，算力、算法、数据已然成为新型生产要素。但总有唯利是图者，率先想到的不是合法应用前沿科技成果，而是利用AI技术在违法的边缘试探。在他们看来，最现实的改变，还是让AI先给自己赚更多钱。截断这一路径，正是法律和法治存在的意义之一。
当看到与AI相关的违法犯罪，先别忙着指向“立法空白”。“AI外呼电推”，人工智能只是“表”，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才是“里”。“AI外呼电推”为何能迅速成行成市，并影响到数以千万计的受害人?核心还在其通过非法收集、筛查并出售公民个人信息，实现了较以往的营销更为可观的“转化率”。
不管在何平台、以何为载体、利用何种技术，只要非法收集公民个人信息，就可能涉及我国刑法规定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举凡窃取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向他人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均为该罪的罪状。对触犯该罪的市场主体，刑法还采取了双罚制。即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均有各自的罚则。
报道称，口腔诊所通过购买挖掘出的市民信息，投产比能达到1比5、1比6，也即投入1万元，就能带来5万-6万元的营业额。供需双方收益可观，且短期之内就能看得见，一个完整的“AI外呼电推”产业链条，由此迅速铺就。
作为购买方，利用买来的个人信息用来辅助合法经营，看似无害，实则也涉及相关犯罪。购买、收受公民个人信息，与收集、出售公民个人信息一样，只要信息获取手段不合法，符合刑法规定的犯罪要件，就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事实上，为推销产品、扩大市场规模等合法经营而购买、收受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较之非法收集、出售公民个人信息更为常见，且常因经营行为合法，和双方达成合意的“买卖”而掩盖了非法的本质。
针对这一常见犯罪模式的定罪量刑问题，“两高”在《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有专门规定。所谓“行业显规则”“各家都在做”，并不是购买方可以免责的理由。
为合法经营活动购买公民信息也涉嫌犯罪，但现实中却普遍被误读或被漠视。这也凸显出，在严格执法减少犯罪黑数和强化法治宣传提升个罪知晓率上，还有不少改进的空间。
除却刑事责任，有效的民事救济也能大大减少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的发生。包括中国在内的多数国家均有明文规定，向手机用户发布推广营销类消息，必须取得用户明确的许可。在一些法治发达国家，违反者不但将承担刑事责任，还将受到高额索赔，且受害人有权自由选择以电信运营商或非法收集、出售、购买等责任主体作为起诉的对象。
而在现实生活中，鲜见因被电信骚扰而诉诸司法并获巨额赔偿的个案。虽然我国广告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等多部法律法规中，均有“未经接收者同意或者请求不得以电子信息等方式向其发送广告”的明确要求，但由于相应罚则的缺失，问题方主体责任不明晰，运营方囿于自身利益响应不积极等因素，导致法律要求成了“宣示”，执法成了“无牙的老虎”。
基于电信运营商相对集中的现实，治理本应更为高效。当务之急，是跳出电信运营商和平台企业的利益藩篱，坚守以民为本的初心，针对不同的责任主体完善责任体系，提升发送骚扰、推广信息的法律风险和经济风险，真正为公民个人信息保护建好隔离墙。
撰稿 / 王琳(法律学者)
编辑 / 徐秋颖
校对 / 刘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