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总量稳定增长信贷结构优化
“今年一季度，金融运行总体平稳，流动性合理充裕，信贷结构持续优化，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稳中有降，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明显增强。”阮健弘如是总结一季度金融数据。
从总量上看，流动性合理充裕，金融总量稳定增长。3月份，人民银行降准0.25个百分点，释放长期流动性，为经济恢复创造了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
从结构看，信贷结构持续优化，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今年以来，人民银行继续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的精准导向作用，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普惠金融、科技中小、科技创新等领域的金融服务，增强经济增长的潜能。
在回应一季度信贷资金投向时，阮健弘表示，一季度新增人民币贷款10.6万亿元，同比多增2.27万亿元，这也表明今年一季度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信贷支持力度是比较强的。 从行业投向来看，新增贷款主要投向制造业、基础设施业、服务业等重点领域，房地产业贷款增长呈上升态势，贷款的行业结构进一步优化。
这一成绩离不开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积极引导。“截至今年3月末，17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余额大约6.8万亿元，有效引导了金融机构合理投放贷款，促进金融资源向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倾斜。”邹澜表示。
此外，从利率看，实体经济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改革效能持续释放，3月份，新发放的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3.96%，比上年同期低29个基点;新发放的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利率为4.42%，比上月和上年同期分别低11个和41个基点。
可以看出，一季度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明显增强，对此，社融数据也有所印证。“一季度社融的一大特点就是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有所增加。”阮健弘介绍，一季度，金融机构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增加10.7万亿元，同比多增2.36万亿元。此外，表外融资和政府债券净融资均有所增加，但企业直接融资减少较多。不过，3月份企业债券净融资减少的规模有所收窄。
伴随着信贷的快速增长，我国宏观杠杆率能否保持稳定也引发关注。对此，阮健弘回应，随着经济增长波动的加大，宏观杠杆率也相应出现了快升和快降的现象。当前宏观杠杆率的回升，有一定的季节性原因。“初步测算，今年一季度宏观杠杆率是289.6%，比上年末高8个百分点。信贷投放的季度高位和GDP增长的季度低位这两个季节性的特征相互叠加，导致一季度的宏观杠杆率会出现上升比较多的情况。”她解释说。
此外，今年一季度，经济仍处于恢复的过程当中，金融体系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政府债券发行前置等因素也强化了宏观杠杆率的季节特征。阮健弘表示，应当看到，目前我国经济恢复发展势头良好，这将有助于全年宏观杠杆率保持基本稳定。
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有进有退”
近年来，主要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出现了“大进大出”和“大收大放”的情况，对于我国货币政策，邹澜明确回应，人民银行将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坚持以我为主、稳字当头，保持货币信贷合理增长，确保利率水平合适，发挥好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引导作用，支持经济社会发展在新的起点上开好局、起好步。
实际上，近年来我国坚持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利率没有大起大落，这为金融机构管控好利率风险创造了较好的货币环境。邹澜总结了我国货币政策的四大特点：一是始终坚持稳健的调控理念，实现了较好的调控效果。二是以我为主，把国内目标放在首位。例如，去年以来，全球主要央行持续大幅加息，但考虑到当时我国经济总需求疲弱，我们没有简单跟随加息，还先后两次引导公开市场操作利率累计下行了20个基点，1年期和5年期以上LPR分别下行了15个基点和35个基点。三是坚持汇率由市场决定，为以我为主创造条件。四是创新和运用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精准有力支持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硅谷银行风险事件发生以来，利率风险引起了更多的关注。去年末我国资管市场出现了波动，也警示我们要高度重视利率风险。”邹澜表示，我国坚持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利率没有大起大落，这为金融机构管控好利率风险也创造了较好的货币环境。
对于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邹澜详细回应了其“进退之道”。他表示，在决定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设立、延续和退出的时候主要考虑两个方面的情况。一方面是经济运行中突出的结构矛盾，例如，小微企业面临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疫情冲击导致交通物流等领域面临较大困难等;另一方面是商业银行快速提升这些特定领域金融服务的意愿和能力，比如，绿色低碳、科技创新等领域具有较强的外部性，为降低由外部性产生的溢价，我们创设了碳减排支持工具、科技创新再贷款等等。
“考虑到上述情况会随着经济金融形势变化而变化，因此多数结构性工具是阶段性工具，设立时都有明确的实施期限。在实施期结束时，如果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已经发生变化，或者商业银行服务意愿和能力已经有效提升，结构性工具完成了政策目标，就会按期及时退出。”他解释称。
“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退出是平稳有序的。”邹澜补充说，工具退出指的是中央银行不再新发放资金，但已经发放的存量资金可以继续使用，最长使用期限可以达到3年至5年，也就是说，工具的机制设计本身就是缓退坡的。此外，他特别强调，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发挥的是牵引带动作用，激励商业银行迅速提升金融服务水平，引导其加大对特定领域的信贷投放，而后续可持续的商业银行贷款才是金融支持国民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关键所在。
“既管冷又管热”房地产市场出现积极变化
对于市场极为关注的房地产领域，邹澜表示，近一段时间，随着前期稳经济大盘、稳定房地产政策效果持续显现，各方信心加快恢复，房地产市场出现积极变化，交易活跃性有所上升，多项指标与去年四季度相比出现边际好转，在房地产金融数据上也有所反映。
“房地产贷款主要由个人住房贷款和开发贷款两项构成。”邹澜解释称，从数据上看，今年一季度个人住房贷款月均发放额大约是5900亿元，比去年四季度的月均发放额多1900亿元，与同期商品房销售额的比值处于合理的区间。一季度，开发贷款累计新增约5700亿元，与同期商品房在建规模相比也处在比较高的水平。债券方面，一季度，房地产企业境内债券发行1500多亿元，同比增长超过20%，境外债券市场信心也在逐步恢复。
这也得益于政策的积极引导。“去年年末，人民银行、银保监会建立了新发放首套房贷利率政策动态调整机制，实现了因城施策原则下首套房贷利率政策的双向动态灵活调整。”邹澜表示，该机制可以“既管冷又管热”，既支持房地产市场面临较大困难的城市用足用好政策工具箱，又要求房价出现趋势性上涨苗头的城市及时退出支持政策，恢复执行全国统一的首套房贷利率下限。
截至3月末，符合放宽首套房贷利率下限条件的城市有96个。其中，83个城市下调了首套房贷利率下限;12个城市取消了首套房贷利率下限。从全国看，今年3月，新发放个人住房贷款利率4.14%，同比下降了1.35个百分点。
围绕下一步政策趋势，邹澜表示，人民银行将继续密切关注房地产金融形势变化，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会同金融部门持续抓好已出台政策落实，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保持房地产融资平稳有序，加大保交楼金融支持，加快完善住房租赁金融政策体系，推动房地产业向新发展模式平稳过渡。
不存在长期通缩或通胀的基础
在本次新闻发布会上，颇为引人关注的话题是两组数据的“不同走势”。其中，第一组是信贷和通胀的走势出现了背离。“从物价方面来看，经济基本面和高基数等因素使得近期物价有所回落。”邹澜解释说，当前供给能力较强，而需求恢复较慢，叠加去年同期高基数因素扰动，导致了物价回落。
对于货币信贷较快增长与物价回落并存，他认为本质上受时滞影响。稳健货币政策注重从供给侧发力，去年以来支持稳增长力度持续加大，供给端见效较快。但实体经济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环节的效应传导有一个过程，疫情反复扰动也使企业和居民信心偏弱，需求端存有时滞。总体看，金融数据领先于经济数据，实际上反映出供需恢复不匹配的现状。
邹澜谈到，对“通缩”提法要合理看待。“通缩一般具有物价水平持续负增长、货币供应量持续下降的特征，且常伴随经济衰退。当前我国物价仍在温和上涨，M2和社融增长相对较快，经济运行持续好转，与通缩有明显区别。”他分析称，随着金融支持效果进一步显现，消费需求有望进一步回暖，下半年物价涨幅可能逐步回归至往年均值水平，全年CPI呈“U”形走势。中长期看，我国经济总供求基本平衡，货币条件合理适度，居民预期稳定，不存在长期通缩或通胀的基础。
而另一组引发关注的数据是过去一段时间里M2增速较高，而M1增速相对较低。阮健弘表示，前者主要是金融体系靠前发力，加强了对实体经济的资金支持，派生的货币相应增加。而且，从历史上看，一季度是金融机构信贷投放的高峰，过去两年，一季度新增的贷款大约占全年新增贷款的40%，同样今年一季度金融机构贷款投放也比较多。此外，资管资金回流表内也是M2上升的重要原因。
对于M1的增速相对较低，阮健弘认为，一方面是缘于宏观经济尚处于恢复阶段;另一方面，金融机构提供了更加丰富的存款产品，部分企业加强存款资金的管理，持有的活期存款相应减少。
中小银行下调存款利率是正常现象
对于近期部分地方法人银行发布的下调存款利率公告，邹澜表示，这主要是“补充下调”。“去年4月，人民银行指导利率自律机制建立了存款利率市场化调整机制，引导各银行参考市场利率变化情况，合理调整存款利率水平。去年9月，主要银行又根据当时的市场变化，进一步主动下调了存款利率，其他银行也陆续跟进调整。当时，大部分银行已经主动下调过存款利率，近期主要是上次没有调整的中小银行补充下调，也有一些银行是在春节前后存款利率上调后的回调。”他表示。
在邹澜看来，这类调整是存款利率市场化环境下的正常现象。通过自律机制协调，由大型银行根据市场条件变化率先调整存款利率，中小银行根据自身情况跟进和补充调整，保持与大型银行的存款利率差相对稳定，有利于维护市场竞争秩序，保障银行负债稳定性，保持合理息差，实现持续稳健经营，增强支持实体经济的能力和可持续性。
倾向于“更多消费”的居民占比提高
一季度住户部门的贷款总量和结构变化也引发了关注。其中，住户短期经营贷款余额达9.78万亿元，比年初增加了6971亿元，同比多增2109亿元。对此，阮健弘进行了详细解释。“住户短期消费贷款是同比多增的，主要是疫情之后居民的消费需求回升。”她分析表示，人民银行城镇储户问卷调查显示，今年一季度倾向于“更多消费”的居民占23.2%，比上季度提高了0.5个百分点。
而对于同期住户部门中长期消费贷款同比少增，阮健弘表示，这主要与居民的购房需求尚未完全恢复有关。“未来，随着需求的恢复，居民就业和收入的持续改善，住户信贷需求也将稳步回升。”她如是判断。
对住户人民币存款余额的上升，阮健弘认为，当前住户存款增加较多，主要受住户的投资、消费状况的影响。“一方面，疫情对一季度的住户消费影响未消，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5.8%，消费尚未完全恢复，相应的存款就多一些;另一方面，居民的风险偏好在降低。”她表示，3月末，住户部门投向资管产品的资金余额达41.59万亿元，比年初减少了1.4万亿元。而资管产品投资增长放缓，推动了住户部门存款增加。
从中长期趋势来看，阮健弘认为，3月当月住户部门存款同比多增2105亿元，这个多增额比1月份和2月份多增额明显收窄。“当前，住户部门的消费和投资意愿在回升，储蓄意愿在下降，有利于住户存款更加稳定的增长。”她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