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体系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中可发挥积极作用

　　中国要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经济社会必须全面向绿色低碳发展转型，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这其中金融对绿色产业、绿色经济的资金支持、项目引导和带动社会资本参与其中的撬动作用不可或缺。

　　就在COP26开幕前几日，中国公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下称《意见》)和《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下称《行动方案》)，以确保中国如期在2030年实现碳达峰、在2060年实现碳中和。《意见》和《行动方案》都对发展绿色金融作了进一步部署。

　　《意见》指出，要有序推进绿色低碳金融产品和服务开发，设立碳减排货币政策工具，将绿色信贷纳入宏观审慎评估框架，引导银行等金融机构为绿色低碳项目提供长期限、低成本资金。《行动方案》明确，要大力发展绿色贷款、绿色股权、绿色债券、绿色保险、绿色基金等金融工具，设立碳减排支持工具;拓展绿色债券市场的深度和广度，支持符合条件的绿色企业上市融资、挂牌融资和再融资。

　　国内不少研究对中国的绿色低碳转型投资规模做了估算，均在百万亿元级。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估计，中国未来30年需投资大概283万亿元人民币，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主任马骏进一步考虑了生态环保类项目和流动资金的需求，预计需投资487万亿元(按2018年不变价计)。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今年4月15日则在一次研讨会上预计2030年前，中国碳减排需每年投入2.2万亿元;2030~2060年，需每年投入3.9万亿元。

　　对国际社会而言，实现绿色转型需要的资金也是巨量的。“我们仍然生活在一个严重依赖化石燃料的世界，如果我们要实现净零排放，就需要规模巨大的投资，每年需要投入数万亿美元。”汇丰控股集团行政总裁Noel Quinn今年10月23日在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主办的第三届外滩金融峰会上表示。

　　应对气候危机绿色金融不可或缺

　　中国发展绿色金融初期的主要目的在于解决环境污染问题，并为污染防治、节能改造等项目筹措资金。随着环境问题得到缓解，气候变化成为下一阶段需要着力解决的主要问题。

　　事实上，金融体系深度参与经济绿色低碳转型，除了提供资金保障外，同时也是为了规避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气候变化产生的物理风险和转型风险都会影响金融行业的资产质量和稳定发展，确保气候风险不会危及金融稳定，是金融管理部门的责任。

　　对于这一点，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桂平在前述峰会上作了清晰的阐释。他表示，气候变化相关金融风险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资产价值重估，放大金融体系风险。当高碳资产因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制度等方面调整而成为“搁浅资产”时，可能影响相关企业的偿债能力及金融机构投资者的财务状况，甚至损害宏观经济。二是气候变化引起的极端天气、自然灾害造成的物理损失，可能给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带来巨大风险。

　　如果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不能实现及时、有效的绿色转型，未来将承担更为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损失，金融体系、经济社会运转、人类生存都将面临极大挑战。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首席执行官David Schwimmer在前述峰会上表示，经济学家鲍勃·利特曼估计，如果减排工作推迟十年可能最终导致每年10万亿美元的损失，同时，欧洲央行预测，如果不采取行动，欧洲经济将萎缩10%，企业违约率也将上升近三分之一。

　　近几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方向转型，支持绿色产业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绿色金融也在逐步发展。目前，中国的绿色信贷和绿色债券规模均已位居世界前列：截至2021年9月末，中国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14.78万亿元，中国境内绿色债券市场存量金额约为1.18万亿元。

　　当然，尽管增长较快，相比中国整体的信贷规模和债券市场规模，绿色经济所占的比重仍很低。不断提高绿色金融的比重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正如刘桂平所言，中国经济向绿色低碳转型是一个动态优化过程，金融既要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又不能简单过快地退出传统能源领域，需要通过对更高标准、更高效率产能的支持，引导对传统落后产能的“减量替代”，从而逐步实现能源结构转型。

　　发展绿色金融要做好三项基础工作

　　如何使金融资产在绿色转型中实现有效配置，如何通过基础制度建设在资金需求者和全球投资者之间建立起标准、透明的信息沟通渠道，如何较为科学地评估气候变化风险对金融稳定的影响，是当前摆在全球和中国金融管理者面前的重要课题。

　　“绿色分类标准、信息披露、压力测试是绿色金融的重要基础设施，发展绿色金融要进一步夯实基础。”中国人民银行国际司司长朱隽在发布外滩绿色金融报告时表示。报告课题组认为，目前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和金融机构已经在这三项基础性工作上取得了积极进展，这将有利于提升市场效率。

　　绿色分类标准是发展绿色金融的起点，“只有在判定经济活动绿与非绿的基础上，才能引导资金真正投向具有环境效益、减排效益的项目”。

　　朱隽表示，首先要推动绿色分类标准“国内统一，国际趋同”。她介绍，目前国内有发改委、人民银行、银保监会三套绿色分类标准，在适用对象、项目范围、精细程度上存在差异。特别是对于化石能源清洁利用、核电是否属于绿色范畴，判断不同，未来需尽量统一标准。国际上，中国和欧盟正在研究推动绿色分类的标准趋同，其成果《可持续金融共同分类目录》已于11月4日在格拉斯哥气候大会期间发布，将为形成全球一致的绿色分类标准提供基础。

　　气候信息披露是指企业通过一定的方式将气候变化对其的影响、自身采取的应对措施等信息披露出来。

　　课题组分析，气候信息披露是绿色金融发展的重要支柱，“目前，绿色金融发展面临的一大挑战就是数据匮乏。为促进绿色金融市场发展，推动资金有效配置与风险合理定价，投资者必须获得清晰、全面和高质量的信息，以了解企业和金融机构业务的气候风险敞口。这就对企业和金融机构披露气候信息，特别是强制披露气候信息提出了要求。”

　　朱隽认为需进一步加强气候信息的披露。她介绍，近期，中国人民银行结合有关国际经验和共同标准，制定发布了《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指南》，中国已有多家金融机构尝试依照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的“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TCFD)标准开展披露。

　　气候风险可通过微观和宏观传导途径引发金融风险。在微观层面，气候风险可通过影响金融机构交易对手财务状况或其持有的金融资产估值，给其带来信用、市场、经营和流动性风险。在宏观层面，气候变化对金融体系将产生整体性影响，可能导致更多资产的风险溢价上升，并可能通过冲击一国主权信用评级而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现行的金融风险管理框架无法较好地评估气候风险，需要借助压力测试。

　　“压力测试是衡量气候风险对金融稳定影响的重要工具。”课题组分析，“由于气变风险持续时间长、历史数据参考价值有限、数据缺乏可比性，现行的金融风险管理框架无法较好地评估气变风险。而压力测试可以评估极端情况或突发事件的影响，因此可基于气候风险向金融风险的传导机制，构建气候风险传导与评估的压力测试模型。”

　　朱隽表示，目前全球大概有20家央行或监管机构已经开展或正在开展气候压力测试，荷兰央行是2018年首个开展此类压力测试的中央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期在挪威和菲律宾的金融稳定评估中开展了气候压力测试，欧央行在今年9月公布了气候风险压力测试的结果。中国央行正在组织开展气候风险的压力测试，下一步中国将继续探索和完善这一重要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