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总体呈现“年度反弹”与“季度回落”的明显特征

　　2021年即将过去，中国经济增长总体上呈现“年度反弹”与“季度回落”的明显特征。“年度反弹”是相较于2020年的低速增长，2021年出现了基于基数效应的恢复性但有限的反弹。“季度回落”则是2021年一至四季度增速逐季回落。总体来看，预计全年GDP增速在7.9%左右。尽管中国经济总体表现好于主要国家，但实际经济增长低于预期增速，尤其是二至四季度的经济下行压力逐步增大，因此，2021年的反弹只能称为温和反弹。主要原因如下：

　　其一，点状疫情的间歇性暴发以及由此触发的严格的疫情防控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区域人流与物流，导致线下社会与经济活力持续疲软，限制了经济的反弹步伐。

　　其二，上半年以来房地产调控加大力度实施，尤其是对房企的融资限制措施，遏制了房地产市场的发展，甚至在国内外金融市场造成了一定的恐慌与波动。尽管近期政策有所放宽，但政策前后不一致导致的问题，使得市场尤其是海外市场对中国经济稳定与宏观管理的信心在短期内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其三，政策协调与力度出现了一定的问题，包括对若干产业过于严格的管控与拉闸限电等因素的影响，凸显出现代化与数字化的政策治理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

　　2022年是中国经济在疫情后回归相对正常发展轨道的第一年，经济继续面临一定的下行压力，预计全年经济增速在5.1%左右，较2021年回落2.8个百分点，经济增速基本调整到正常的中速阶段。然而，相对疫情前的增长模式，2022年的中国经济将出现较明显的变化：一是数字经济产业继续呈现加速发展态势，传统线下产业面临增长疲软的压力;二是房地产和出口行业的拉动作用将有所弱化;三是经济对内需、新产业与新基建投资的依赖程度将进一步加大。

　　风险方面，国内房地产企业的运行与调控政策产生的溢出效应，可能对国内的房地产市场、金融市场、银行体系等带来一定的潜在影响。在“双碳”政策方面，近期暴露了一系列的问题，包括主动与被动的大面积拉闸限电以及能源价格波动，尤其是煤炭价格出现暴涨的情况。这些问题的出现，除了有国际性与季节性的因素影响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双碳”目标落实过程中尚未完全建立起系统性的方式方法，导致容易出现意外波动与冲击，从而对国民经济运行尤其是对供应链和人民生活带来了负面影响，也影响了“双碳”目标的正常推进。

　　国际风险方面，美联储退出宽松政策、新冠疫情病毒变种、地缘政治将成为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外部因素。尤其是，美联储宽松政策退出的溢出效应，可能从资金流出、汇率波动、市场震荡等方面对金融稳定带来一定的挑战。

　　宏观政策方面，关注的重点应放在维护经济与金融稳定、培育核心竞争力、增强内需市场、加强市场规范和信心与扶持中小企业等方面。政策实施需要更加侧重稳中化危、高效协同与顶层设计。

　　货币政策方面，在美国等国货币政策逐步收紧的背景下，中国的货币政策将难以同步，但放松程度也将十分有限。控制国内外松紧差以及防范由此产生的资本与汇率异常波动，将成为货币政策的关键。在财政政策方面，适度宽松与加快重点产业培育，以及为中小企业减负应继续成为政策发力的重点。

　　在新冠疫情政策方面，尽管最近的奥密克戎毒株传染力更强，但全球应对措施与手段更为完善，预计其冲击力将会被限制在一定范围内，不会影响全球主要国家逐步的放开计划。相比全球逐步放开的管控，中国超严格的防控实施的方向将成为未来政策讨论和调整的焦点。

　　“双碳”目标在未来的实现过程中将带来深远和系统的影响，甚至会推动社会发生系统性变革，因此，加强对“双碳”目标的系统性再思考与管理，迎接9年后的碳达峰时代，不但至关重要，也迫在眉睫。2022年，有五方面涉及推进“双碳”目标实现的基础性问题需要重点考虑，包括：提前布局“后碳达峰”时代经济模式，重视实现“双碳”目标的顶层设计，认清煤炭在“双碳”目标中的定位，重视“双碳”目标中的能源安全，加强非化石能源的市场竞争力等。